Wang LeWei/王樂惟: 20120731

2012-07-31

20120731

如果那是作品；是願意開始嚴肅看待的作品。
如果那是創作，是願意給予觀眾一種先驗之外的顛覆或是凝思。
儘管創作有其內在邏輯，但是，如果是要引發疑問，或許那對我來說，還不夠。
高俯視角的角度暗示著鏡頭外的那個觀看者，可能是拍攝者，也可能是其他觀眾；凸顯出人的位置高過於其他物種。而身為影像工作者，是否能時時覺察到鏡頭的距離與位置時代表著攝影者的意識？甚至也是暗示著觀眾的位置與姿態？

暴力，是來自於一種位階的直視，而無關死亡。
死亡的本質僅只是沒有呼吸？沒有靈魂？成為僵硬？

一種姿態也可以成為死亡，不必要存在流血或是兇刃。

我感受到的是人類憑藉著他的姿態宰割了一個生命體。
操作其他物種生存的是鏡頭外的人類，之於被宰割者，那樣的姿態是暴力。

對我來說，那張照片所呈現的意義與解讀，根本還談不上是死亡的本質辯證......
而其他觀眾的解讀與詮釋彷彿對於人類的暴力無所感；不管是鏡頭取景角度的暴力，或是影像中的生物是死於人類暴力之下。

如果，兇器（工具）是讓雞第一次死亡的暴力，那麼，攝影者又再次施予雞第二次暴力，而觀眾則是第三次。
而何以要拍死雞來代表死亡？僅只能如此直白？何以不去拍攝人的死亡或是自我的死亡？
而甚至死亡必須要如此粗糙呈現？
這般直白的安排能刺激人什麼？

在此，我看到了關於攝影者-周慶輝（他所做的《黃羊川計畫》，讓我印象深刻）在《出社會：1990年代之後的台灣批判寫實攝影》裡，對於自己拍攝樂生院人員有這樣一番審思：

周慶輝－《行過幽谷》

「一個小女孩陪著即將死亡的痲瘋病人過夜，小女孩耽心無法分辨病人何時過世，就將衛生紙黏在病人的鼻子上，如果衛生紙沒有浮動就趕緊通知值班護士！」這是一位樂生人的童年記憶。

.....我常常有一種幻覺，這組照片好像總是重覆相同的宿命，像劇場一樣紀實與虛幻交融。我在面對死亡時，常自以為很冷靜，環顧四周病榻上的人也十分寧靜，神情若愫，但說實在的，潛在意識裡的恐懼和不安，或許才是大夥所共有的經歷！常常在我拍完亡患之後，取而代之的是罪惡感那是一種拍到真實死亡面貌的興奮和事後良心道歉的矛盾交集吧！

這樣的清醒審思，對於創作者是該要必備的特質。